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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业在中国 —— 在期望的和不期望的揭秘间走钢丝 —— 记2013年6月15日在汉堡的讨论活动
嘉宾：
喻尘：在位于广州的自由派报纸《南方都市报》发表了一系列揭露性调查报道，例如引发艾滋病爆发的卖血现象等。
展江：来自北京的新闻学的教授，中国公认的调查性新闻方面的专家。
菲利克斯·李:德国日报以及其他德语媒体驻北京记者。
安德里阿斯·西科维兹: 北德广播电台暨电视台主编、德国电视一台《世界镜》主持人。
中国的调查性报道情况如何？应该说是越来越多。主要有两个原因：“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需要控制所有的领域，而只要抓住重点领域就好。”另外，类似反腐之类的揭露性报道不仅被容忍，有时候甚至是当局所希望的。前提是，不涉及党内一定的权力阶层。
通过这种方式，中共中央可以间接控制地方的党员以及惩处权力滥用。社交媒体在此间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，推动传统媒体进步，尽管其本身多多少少还是受控于中共。展江认为，社交媒体必须抓住最重要的议题，使其不完全失去它的可靠性。
但同时，展江也说，有关中央领导层的调查性报道，比如《纽约时报》关于前总理温家宝家族拥有巨额财富的报道，仍旧是一个很明显的禁区。此类明显的禁区还包括宗教，军事以及少数民族问题。
喻尘说，中国记者的日常工作往往局限于红线之内。有些是上述提到的可见红线，有些则是不可见的，甚至连他这样经验丰富的记者都很难揣度。“这些红线今天还存在，明天可能就不存在了。有过很多案例，我做出了错误的判断。”喻尘说。当然也总有巨大惊喜，事件竟然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
谁跨越了那些可见的，即长期存在的，官方的红线，就一定会面临丢掉工作或者失去自由的极高风险。几天前，一个同行杜斌就被捕了。他不久前拍摄了一部关于辽宁马山家劳教所酷刑的记录片，并出版了一本关于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书。“他可能是今年第4位或者第5位被捕的同行。”喻尘说。
菲利克斯·李也提到，中国的记者们之间经常存在着一定的分工。“我们外国记者多数不是调查性报道的主要报道者，而是那些年轻的中国记者们。我们更多地是将他们的结果公布于世。”在这种情况下，保护新闻源头就成了核心问题。
李还认为，他和他的驻外记者同事们都受到了监控。但是，至少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他还是感觉相对安全的。到了地方上反倒有时候要警惕对记者的人身攻击。今年年初德国一台的一个电视摄制组就感觉，一群打手要对他们进行攻击。
此外，他在中国也看到德国媒体能完全不受外界影响。李说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，在中国的德国汽车公司必须应对质量问题。“这个问题由来以久，但是德国媒体对此做淡化处理或者很快不再报道。”对李来说，这足以说明汽工业在德国具有多么大的影响力。
马库斯·范采克
摄影：© 沃尔夫•罗维德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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